张国朝，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西部书界新秀系列研修班负责人兼班主任，中国书法家协会张海主席秘书。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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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 觅 真 经

――临“圣教序”随笔之一

•  张国朝

    倘若没有一代伟皇帝唐太宗对王羲之的极力推崇,书法史或许就会改写。加之太宗“雅好王羲之，心摹手追，出内帑金帛购人间遗墨，得真行草二千二百馀纸来上。万机之馀，不废模仿。”太宗亲撰《王羲之论》，并命弘文馆双钩廓填摹拓《兰亭集序》,王羲之书迹诸多唐摹本便流传下来。以致有“书不入晋，固非上流”之说。
    后人所见羲之书迹，皆为唐摹本或再摹本。况虞褚冯赵诸摹本在唐代已成至宝，沧桑流转，吾辈焉能亲睹？下意识里，今人以唐摹本作羲之手迹来临写，孰不知唐摹本是“唐人之晋法”，而非晋人之本来面貌。元代鲜于枢有诗：“赵葛冯汤总名迹”，“彼短此长具有得”。至于神龙本最近于《兰亭序》之说，皆今人信服前人言论与经验。诸多摹本使王羲之书迹得以流传而被后人不断学习。诸多所谓晋人书迹中，《怀仁集晋右将军王羲之书圣教序》（以下简称《圣教序》）更有其独特意义。
    一人完美一事不易，一人一生完美一事更不易。大唐京师弘福寺释怀仁，贞观二十二�j（公元648�j）至唐高宗咸亨三�j（公元672年�j），历廿馀�j，集内府所藏王羲之书迹功成《圣教序》，包括太宗答赦、皇太子李治（后为唐高宗）“述三藏圣教序”及答书，玄奘所译心经，由当时名家诸葛神力勒石、朱静藏镌刻。怀仁倾一生经历与智慧，造就完美艺术宝藏，世无二人！其仁德、治学、治艺，岂不使后学惧乎？煌煌“怀仁集王圣教序”，岂不让吾辈惧乎？
    不知何时有“晋唐”一词，“晋唐”一词，足证唐人对晋人取法之全面和达到的高度。说怀仁集王圣教序更近王羲之书风，较虞褚等摹临本有过之而无不及，窃以为言不为过。
《圣教序》计十三行，行八十馀字，共二千四百馀字。仅字数和章法，自唐代以下，直至当今，诚可谓煌煌巨制，不得不服膺怀仁开创之举。 
    集字书法始于怀仁，集字乃怀仁遗后人宝贵之学书之法。昔怀仁集字煞费用心，无论字法选择，字间疏密、行气贯通，还是单字大小、错落、俯仰、避让等皆沿袭王羲之书写习惯，十足晋人风度，所谓“天衣无缝，胜于自运”，正如后人跋评：“惟其笔笔出于右军, 字字出于右军,且欲章法井然,一似出于右军手写而无丝毫牵混之处,所以用尽廿馀�j心力,始克成此,功德以飨后贤。”
    《圣教序》直取内府真迹，精摹细拓，集字上石，下真迹一等，此与唐以后摹本最本质区别，其对王羲之书风之承袭绝不下于褚遂良、虞世南、冯承素等。此论并非妄断，倘有幸亲睹宋拓本和原石后，较之褚、虞和冯诸摹本，慧眼者自有甄别。《圣教序》一出，即受当时所重。《宣和书谱》载:“昔太宗作《圣教序》，世有二本，其一褚遂良书，一则怀仁书，集羲之诸行字法所成也，二本皆为后学之宗。模仿羲之之书，必自怀仁始。”明代王世贞评《圣教序》：“备极八法之妙，真墨池之龙象，兰亭之羽翼也。”顺便说明，《圣教序》直取内府真迹，而非源自虞褚冯赵诸摹本之字，也非王羲之本来面貌，是怀仁“理解”之王羲之。
    对于传统，我仅言继承，幸能继承并有所得就是皇天恩赐，何敢“发展”与“创新”？而于动则“变法”和“革命”之说，愚钝如吾，不敢轻易信服。虔诚经典，敬畏传统。路漫漫其修远，吾执意寻觅真经，而《圣教序》实为一本难得的“真经”。（待续）